核心提示：造成唐代中后期人口大量逃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赋税与徭役。“夫流亡之人非爱羁旅、忘桑梓也，敛重役亟，家产已空，邻伍牵连，遂为游人。”（《新唐书》韩思彦传）人们逃亡，主要是逃避赋税与徭役，两税法的实施正是针对人口逃亡而来的。 “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旧唐书》杨炎传）就是不分主户还是逃亡而来的客户，统统一样要向国家纳税服役。这种税收改革增加了唐王朝的税收，也多少改变了无地或少地农民赋役承担不均的问题，因而起到了相对稳定社会、减少逃亡的作用，但没有从轻徭薄赋这个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人口的逃亡到唐王朝灭亡之前都没有解决，逃亡实际上成了人民反抗的政府唯一手段。

本文来源：《光明日报》2010年11月23日第12版，作者：萧平汉，原题：《唐代中后期湘南人口逃亡略说》

在唐代极盛时期的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人口有961万户，5200万人。而到肃宗乾元三年（760年）猛降至193万户，1699万人，以后逐年下降，直到元和年间人口才开始回升，达247万户，到相对比较安定的长庆、太和年间，人口逐渐稳定在300—400万户之间。唐代中后期人口下降的根本原因固然与安史之乱息息相关，但也与政府控制不了流动人口有关。

早在开元天宝之际，租庸调制已经破坏。“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但将帅为了邀功，士卒死亡多不除名。在王鉷为户口使时，“案旧籍，计除六年之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则租庸之法弊久矣。” 在苛捐杂税的暴敛之下，人们不得不开始逃亡。其后则是“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旧唐书》杨炎传）

人口逃亡到唐后期一直没有停止过。由于一家逃亡，租税均摊于邻里，邻里逃亡，其租税仍摊于乡县，于是一室空而四邻亦尽。一家逃而牵动乡邻，一乡动而牵动全国。元和十三年（818年）李渤上书曰：“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闅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旧唐书》李渤传）这里没有一个时间年限，不知道在多长时间内人口逃亡率在三分之二以上。

受安史之乱影响的主要是北方，南方由于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应该说影响不著。特别是湘南之衡、永、郴等州，物产较为丰富，“潭、衡、桂阳必多积谷……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旧唐书》刘晏传）人口的逃亡应当相对较少。但从文献上看，人口逃亡也是触目惊心的。柳宗元在永州（约805— 815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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