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旧唐书》和《新唐书》，天宝年间，郴州八县有31303户，道州五县22551户、139063人，永州四县27494户、176168人，衡州六县33688 户、199228人，以衡州户口最多。元和六年（811年）正月，衡州刺史吕温在“简获隐户奏”说到衡州户口逃亡情况时，不仅统计数字准确，时间跨度确定，而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域范围，包括衡阳、衡山、常宁、攸、茶陵、耒阳六县。这使我们对唐代逃亡户口的普遍性有一个准确的认识。该奏折说：

当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除贫穷死绝老幼单孤不支济等外，堪差科户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后团定户税，次简责出所由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百。伏缘圣恩录臣在道州微效，擢授大郡，令抚伤残。臣昨寻旧案，询问闾里，承前征税，并无等第，又二十余年，都不定户，存亡孰察，贫富不均。臣不敢因循，设法团定，简获隐户，数约万余。州县虽不增征科，所由已私自率敛，与其潜资于奸吏，岂若均助于疲人。臣请作此方圆，以救凋瘵，庶得下免偏苦，上不阙供。（《全唐文》卷六百二十七）

吕温元和五年七月到衡州任刺史，第二年八月去世，他的主要功绩是清查户口与确定户等。他的这个奏折告诉我们：第一是旧额原有的18407户，现在清查后仅存8257户；逃亡或死亡10000多户，新查出隐藏户16700（《唐会要》为16007，相差六百余户）；则衡州当时有户24857。第二、吕温制定了新的户等，此前的衡州没有制定户等，只是按照过去的旧税征收。第三、从“又二十余年都不定户”一句来看，应指颁布制定户等的赋税改革的建中元年（780年）之后的二十余年，但如果按780年算，应是30年了，并不是二十余年，因各种原因存在着地区与时间差距，可能唐王朝确定湖南定户等的时间在780年以后，所以，此旧额应当指新税制颁布后所做的户口清查与确立户等，由于某种原因，以前的刺史没有完成制定户等的工作，直到吕温来此之后才最终制定户等。

从天宝十四年（755年）到杨炎改革的建中元年（780年）为二十五年，衡州人口减少15000余户，总体上尚有18000余户，人口逃亡或死亡率约45%。从780年到元和五年（810年）为三十年，户口由18000增至24000余户，增加了六千余户。这种增加与吕温的清查户口有关。但我们从这次清查中看到了衡州人口极大的流动性、流动的普遍性和人们定居时间的短暂性。

从吕温的清查中我们看到，从建中元年到元和五年的三十年间，衡州逃户及贫病死亡就达10000多户，占整个户口数的55%，而新逃至的又是16000多户。占当时户口总数的66%以上。逃亡与新逃至的达二万六千多户，超过当时当地户口总数二千多户。可见唐后期人口逃亡相当严重，三十年间人口变动异常剧烈，三分之二的人口都是新迁来的。这与柳宗元所说永州情况相似，三十至四十年间，人口逃亡或死亡率为70%—80%。从柳宗元与吕温奏折中，我们看到唐中后期人口的流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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