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历史的进步有时会孕育在无耻、野蛮、残酷和血腥中。而导致东西两个半球文明交汇和世界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的大航海运动，并非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做世界居民的朦胧觉醒，横空出现了一道历史需要迈过的门槛。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对于当时正在不断累积的资本主义元素来说，田园经济狭窄的地域环境，局限于小国寡民的商品交换，成了无法忍受的桎梏，冲破大海藩篱去广阔空间寻求发展已是时代的迫切愿望。欧洲因为有了不顾一切积累财富的强烈冲动，在大航海中迈过了这道历史门槛，率先用近代文明取代了中世纪的愚昧和落后。

大概很难说是偶然的巧合。欧洲的大航海与其文艺复兴几乎是前脚跟后脚出现，在15、16世纪的欧洲，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许多纷繁杂乱的前所未见的事物，都可以找出因远洋航海和地理大发现给欧洲带来的生活秩序的变化，及其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冲击。生存问题对那个时代的欧洲人来说，首先意味着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征服海洋，而在征服海洋的过程中也在大幅度改变欧洲的人文环境。大航海全面激活了西方的智慧，各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探索不可思议地出现大突破，近代思想家和科学家争先恐后诞生在这片土地上，许多直到现在还拥有难以磨灭的睿智的光芒。

大航海既给工业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对工业革命提出了极为迫切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大航海开创了欧洲人的海权新时代，人类活动的舞台从大陆转向海洋，改变了东、西两个半球被海水分割开来的格局，也改变了原来大陆各区域在封闭状态下踽踽独行的局面。大航海引发的商业革命，通过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贸易网把地球上分散的地区经济联系起来，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将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卷入了优胜劣汰的世界性竞争，或弱肉强食的世界性战争，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无法逃避。

毫无疑问，中国唐宋时期海外贸易的成长，也已经开始孕育孵化纵横海内外的商品经济。在宋代，经商者只要在官府挂个号，照章纳税，便可以自由出海，一度使私人海外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还因此带动了造船、航海以及其他相关产业的进步，以及科技水平的迅速提升。到南宋时候，市舶收入已经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有效弥补了农业税收的不足。宋高宗因此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明代小说家凌濛初有一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主人公便是一位“无心插柳柳成阴”的海外经商者。这个名叫文若虚的读书人，见别人经商获利眼红心热，毅然放下书本去做生意。他起初很不走运，无论怎么折腾都是“赔本赚吆喝”，几近囊空如洗，郁闷得不行。有几位朋友生怕他愁坏了身子，趁驾船去海外做生意，劝其随船搭载外出散心。他临上船，见太湖洞庭山出产的橘子甚是便宜，随手掏出一把散碎银子买得几筐“洞庭红”，以备海途解饥渴。不想，到了海外一个国家视这橘子为稀罕物，一再抬高价钱也挡不住争先恐后拥过来的买主，让他连本带利赚回不知多少倍的银两。在回程中，他舍不得抛出赚来的银子趸货，只带回当地人弃置海边的一只空龟壳，又被来中国经商的波斯人点破，龟壳内有十数颗夜明珠乃无价之宝，让其一跃成了富商大贾。这故事既反映了那个时代出海经商者的生活轨迹，也道出了那个时代人们出海经商的热切心声。

只是在我们这块背负沉重积淀的黄土地上，海上商品经济的嫩芽太过脆弱。明太祖朱元璋的一纸禁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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