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问题的潜在前提是，我们已经知道整个宋史的全貌，知道王安石变法是其“中期改革”，进而又提出，这次变法能否影响整个宋史发展过程的问题。其实，将振衰起亡的使命赋予王安石变法头上，或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于司马光身上，其潜在的思路是将历史视作一个既定的完整发展链条，而司马光和王安石是这个链条上的关键环节。

但这只是事后的看法，是在历史已经成为历史之后的看法。可历史本身不是一个完整有序的链条，而是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互不相干的偶然性构成的，设使后来继任的皇帝不是轻佻浮薄、有轻微精神病症状的宋徽宗赵佶，而是雄才大略的宋太宗[注: 宋太宗（939年——997年），北宋第二位皇帝（976年——997年在位），在位22年。享年58岁。赵弘殷第三子，是北宋开国国君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名赵匡义。]赵光义[注: 宋太宗-宋太宗（939年——997年），北宋第二位皇帝（976年——997年在位），在位22年。享年58岁。赵弘殷第三子，是北宋开国国君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名赵匡义。]的话，那么宋史完全可能改写。

以这种历史观来观照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王安石变法对宋史以及对中国历史，并没有产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那么大的作用。他没搞强一个国家，也没搞垮这个国家，他让这个国家富了，也给官员腐败胡闹提供了物质条件，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对这个王朝后来命运的影响，还不如仁宗朝积累下了的一百多万冗兵呢！司马光的影响就更小了，他留下了一部号称能让人明智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他有些书呆子气地坚持一种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他只有一年左右的当政时间，虽然尽罢新法，但在他去世后，变法派又卷土重来，新法又恢复了一阵子。此后，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拉锯战仍持续了好一阵子。他本人对宋代政治史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就其实际效果而言，还不如开封灭亡时的骗子道士郭京。说北宋之亡始于司马光，言过其实了。

说到底，王安石变法及司马光的反对在有宋一代政治史上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既没有亡宋、也没有兴宋。

可是，对这么一个实际作用并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后世给与这么大的重视呢？

这也许是因为它涉及到了国家的使命与职能这一更为持久的问题。每当那些雄心勃勃[注: 雄心勃勃 拼音： xióng xīn bó bó 简拼： xxbb 近义词： 雄心壮志、野心勃勃 反义词： 万念俱灰 用法： 主谓式；作谓语；含褒义 解释： 勃勃：旺盛的样子。]、有强烈进取心的人物当政后，就要寻找历史根据，就要拿一切历史上锐意改革、积极进取的人物和事件做根据，于是，就提出了王安石变法，高度肯定并按自己当下的要求拔高变法的意义。而一旦那些只图安定、不思进取、维持现状的人当政，便会将“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理念抬出来，司马光便成为先知先觉的圣贤，王安石则作为反面对象出现。

说到底，历史没有变化，变化的永远是活人的现实需要，每一时代的人们都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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