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悲的是，“我的眼里只有钱”的领导有时非但不能解决财政危机，而且还会引发更多的危机。原因就在于：以近乎苛刻的“节俭”来“节流”，企图解决财政困难，那是望梅止渴；靠卖官鬻爵来“开源”，以增加收入，那是饮鸩止渴。

在这方面，道光皇帝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他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上朝，在生活上固然节俭(也可解读为做秀)，可是，恰恰是在他当政时发生了鸦片战争[注: 鸦片战争(Sino-British Opium War)，中国近代史上一共有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中国战败，签下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赔偿英国白银2100万元。若用这2100万元买袍子，那得买多少呀？贵为皇帝，好歹也是一国元首，你又何必惨兮兮地穿带补丁的衣服呢？说到底，这就是无能——在治理国家上实在是没本事了，所以只能祭起“提倡节俭”这面道德的旗帜，企图靠自己“以身作则”的行为感动群臣，教化万方。岂不知，道德的功能从来都是有限的，它对社会的功能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在政治清明、国势强盛之际，道德建设确实可以让社会好上加好，更加和谐；可是，在吏治腐败、国运衰微之时，再想通过道德教化来“挽狂澜于即倒”，那实在是痴心妄想。

道光皇帝“以身作则”提倡节俭的行动没怎么奏效，可他卖官鬻爵的做法却使清朝的官场更加腐败，大清官员苟且偷安、贪污成风。同时，道光还重用曹振镛、穆彰阿两个庸才。曹振镛不但自己不向皇帝说实话，而且还提醒皇帝该如何打击那些敢于直言上谏的人，他说：“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陈阙失以邀时誉。若遽罪之，则蒙拒谏之名。惟择其细故之舛谬者交部严议，则臣下震于圣明，以为察及秋毫，自莫敢或纵。”看看，用这么卑鄙的人作军机大臣[注: 军机大臣始称“办理军机大臣”，后来又改为“军机处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简称“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雅称“枢臣”，是军机处的官职之一。]，道光一朝的政治怎么能清明？而穆彰阿之昏聩无能，更是尽人皆知。

正是因为皇帝的无能，所以一些无耻无能之辈才能官居高位。如果皇帝本人有雄才大略，那他就断不会用重用曹振镛、穆彰阿这帮无能之辈。当然，如果皇帝确有本事，他更不会以穿带补丁的衣服为能事，更不会向臣子哭穷以示“我也有难处呀”。

事实上，大清国的财政不但没有因道光皇帝的“节俭”和卖官而好转，反而更加困难了。咸丰三年，国库仅存22万两白银，还不够当时包围南京的江南大营[注: 江南大营 拼音： 解释： 1853年清政府在太平天国天京(今南京)城外建立的军营。与驻扬州城外的江北大营相呼应，围攻天京，阻止太平军东下苏杭。]一个月的军费开销。面对如此的“穷家底”，咸丰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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