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的士人对此多有继承、发挥，特别是提出了道德风气的改变必从一二人开始、把移风易俗的责任落实到自身等思想。如吴廷栋[注: 吴廷栋为人名，主要有名的同名人物有：（1793-1873）字彦甫，号竹如，安徽霍山人。吴廷栋，湖南省晃县(今新晃侗族自治县)人，]说：“欲挽回天下之无耻，必视乎一二人之有耻。权足以有为，则挽回以政教；权不足以有为，则挽回以学术。即伏处一隅，足不出里闬，但使声气应求，能成就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将必有闻风兴起者。纵不幸而载胥及溺，犹将存斯理于一线，以为来复之机。”曾国藩[注: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派名传豫，清湘乡县荷叶塘（今双峰荷叶乡）人。]指出：“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

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变，必从一二人开始；影响世人，移风易俗，并非只靠位居高位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根据地位不同，在位的可以通过政教；不在位的可以通过学术；就是家居独处，也可以影响身边一二人；这一二人又可以影响更多人闻风而起；即使身遭不幸，也还是在自己身上保存下了文化的一丝脉络，可以成为将来文化复兴的种子。无论个人遭遇如何，始终坚守对文化使命的担当。这也就是孔子说的“守死善道”、孟子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其所关心全在于道。这种以道的担当为生命的精神，表现出我国古代士人的高度文化自觉。正是这种文化自觉精神，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支撑了中华文化，虽历经曲折磨难而始终未曾中断。

今天，我们处在迎接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时刻，一场新的文化自觉正在开始，这种高度文化自觉的精神，无疑也将成为我们前进的伟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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