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南朝刘宋时期，孔熙先博学多才，有纵横之志，但因为长期担任员外散骑侍郎（为七品官员）郁郁不得志，竟铤而走险参与谋反，最终身首异处。宋文帝奇于其才，责备吏部尚书[注: 吏部尚书，中国古代官名，六部中吏部的最高级长官，相当于今日的铨叙、人事部长，雅称大冢宰。-libushangshu]：“孔熙先年将三十才做这么一个小官，岂能不谋反！”

本文摘自《学习时报》2012-05-07第09版，作者：张晓政，原题：话说论资排辈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诏举贤良、文学之士，并亲自主持策问。正是在这次问答中，董仲舒写下了著名的《天人三策》。除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外，《天人三策》还系统阐述了董仲舒关于治乱兴亡的思想体系，比如在谈到选贤任能[注: 词 目 选贤任能 发 音 xuǎn xián rèn néng 相关内容 释 义 选拔任用贤能的人。亦作“选贤与能”、“选贤举能”。]时说，“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如若“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则“贤不肖混淆，未得其真”，因此，“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

董仲舒这些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选拔任用干部，主要看能否胜任岗位需要，而不能只讲年头、论资排辈。在他看来，有的人属于“小材”，尽管积日累久，也只适合于当“小官”，而有的“贤才”尽管任官时间不长，却不影响他们成为担当大任的人选。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破格提拔了东方朔、公孙弘、严安等一大批人才，特别是对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显示出了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非凡气魄。

选人用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历史难题。从董仲舒的话里可以看出，论资排辈现象至少在西汉选拔官员时已经出现。当然，论资排辈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则以北魏崔亮的“停年格”和唐朝裴光庭的“循资格”为代表。应当承认，论资排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年月与经验的正向关系，有其合理之处。事实上，干部选拔任用当然不能无视年功的因素。但是，将论资排辈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则显然与“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相违背，与选贤任能的本意相去甚远了。如史论者就认为，“魏之选举失人，自（崔）亮始也”！毕竟，选人用人事关国家大计，岂可简单以年月为凭据，看谁熬的年头长就让谁上？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一个朝代在选人用人上只讲论资排辈，其吏治风气也就无从再坏了。

戊戌变法[注: 戊戌变法又名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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