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莫属。张方平写了一封推荐信，让苏氏父子去京城拜访翰林学士[注: 官名。学士始设于南北朝，唐初常以名儒学士起草诏令而无名号。至唐玄宗时，于翰林院之外别建学士院，选有文学的朝官充任翰林学士、入直内廷，批答表疏，应和文章，随时宣召撰拟文字。]欧阳修。其实，欧阳修与张方平曾因政见不同而交怨，一向合不来，但当欧阳修读了苏洵的文章后，并不因为他是政敌推荐的而怠慢，反而击节道：“后来文章当在此！”立即向宋仁宗上《荐布衣苏洵状》说：“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在皇帝和士大夫间极力推誉，苏洵从此名动京师。
欧阳修发现苏轼的故事，也是一段文坛佳话。嘉祐二年，欧阳修出任知贡举，担任这一年礼部省试的主考官。策论一场，欧阳修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点检试卷官梅尧臣批阅试卷时，发现其中一篇特别精彩，颇具“孟轲之风”，随即呈给欧阳修阅。欧阳修读后，眼睛一亮，觉得无论文采还是观点，都可以毫无争议地列为第一。但欧阳修的“入室弟子”曾巩也参加了这场会试，由于采用糊名法，文章属于谁，不得而知。欧阳修猜想这篇文章应该是曾巩所写，担心把自己的弟子列为第一会遭人闲话，便与梅尧臣商量将其列为第二。复试时，欧阳修又见到一篇《春秋对义》，赞叹之余，便毫不犹豫地将其列为第一名。发榜时，欧阳修才知道，初试、复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两篇文章，均出自苏轼之手。后来，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轼的文才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与梅圣俞四十六通》）。看到后生才情勃发，年过五十的欧阳修竟然兴奋得孩童一般，爱才之情，溢于言表。
苏轼只是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科考的一个侧影，当年共录取进士388人，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真可谓群星灿烂。之所以一次考试就能录取这么多名动当时、影响后世的人才，与欧阳的学识、眼光和胸怀是密不可分的。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这些响当当的人物，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宋史·欧阳修传》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高度概括了他的求才之渴、爱才之切、识才之准、举才之功，称他为千古伯乐，应该不是过誉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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