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孙权“屈身忍辱”，无非是因为他曾先后屈身事曹操和曹丕。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孙权为了避免将来因夺取荆州而陷入两线作战的危险，“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订盟修好之意)”。不过，这种投降只是名义上的臣服，孙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都不受曹操节制。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袭杀关羽后，深感山雨欲来风满楼，更加屈降于曹操。黄初元年(220年)，曹丕篡汉，孙权马上遣使奉贡，以表臣礼。黄初二年，孙权又遣使称臣，并送还于禁等曹魏降将。但曹丕并不满意这种有名无实的藩属关系，遂向孙权征质子，即要求孙权以送儿子做人质的方式来表达对魏国的忠心。孙权既不愿送儿子为人质，又不愿陷入西、北两线作战的境地，只好使了个“拖”字诀。黄初三年，曹丕终于对孙权和稀泥的做法忍无可忍，遂遣三路大军南下伐吴。此时吴将陆逊已经大破刘备，取得夷陵之战[注: 夷陵之战，又称彝陵之战、猇亭之战。爆发于公元222年，是三国时期吴国（孙权）和蜀汉（刘备）为争夺战略要地荆州八郡而进行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著名的积极防御的成功战例。]的胜利，解除了西线的威胁。于是孙权立即拔刀相向，魏吴臣属关系从此破裂。

孙权比与勾践，看起来好像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其实不然。曹操打的是“天子”旗号，魏国又是代汉的正统。因此，孙权称臣于曹魏，犹如地方称臣于中央，算不得什么耻辱。只是对于孙权这样一位欲夺天下的英雄来说，臣服于他所谓的“汉贼”，确实有损颜面。

“任才”不仅要重用人才，更重要的是善待人才。勾践虽然能在难时重用人才，却不能在易时善待人才。若无文种和范蠡的精心辅佐，勾践基本没有灭吴称霸的机会和可能，但功成名就后的勾践不但没有让这两位盖世功臣分享成功的喜悦，反而逼得他们或死或逃。勾践灭吴后，范蠡自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于是及时辞别勾践，变易姓名，乘舟浮海逃到齐国。文种接到范蠡劝其速逃保命的书信后称病不朝，没来得及逃走就被勾践赐剑自_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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