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随着汉移民逐步地进入蒙地，蒙地与开无主荒地不同，其上有各级土地占有的权利。移民与蒙地的主人必然发生土地权利的关系。所以，随着蒙地开发程度的提高，各种复杂的地权形态也逐步发生。对这一复杂地权体系发生和演化过程的认识，对了解蒙古社会的基本性质大有帮助。 

蒙地的土地制度环境与内地几乎完全不一样，内地以土地私有权为主，蒙地却是占有权，蒙地主要是供游牧民族放牧的，蒙地的札萨克享有领有权，但札萨克并不直接占有土地的放牧权，放牧权实际上公有，放牧区无私人占有的概念。汉农业是固定的小农经营，制度上要求个人所有制。汉农业的扩展必然会使蒙旗的土地制度发生改变，在各种社会或*力量的作用下，最终形成了一种多样形态的土地权利结构。这种结构在国家、蒙古上层、蒙人和汉人之间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多样化的制度形态在20世纪上半叶仍体现着，但这种多样化形态是在清代形成的。从总体上分析，在一些开垦早的地区，基层耕种权发达，上层的占有权衰弱，在新开垦的蒙汉杂居区，土地占有权与耕种权的类型多样化。在中蒙，多样化形态主要集中于察哈尔南部、土默特、以及乌兰察布盟等已开垦地区；在东蒙，占有权的多样早就在锦热蒙地形成，清末发展到哲里木盟一带；单一的公有制形态几乎只存在于呼伦贝尔草原。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资料，主要取自于民国时期日占机构对蒙古的调查。从这些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清代的制度分化。对于这种特殊多样的土地制度形态，国内学者很少注意，日本学者却有颇多的研究。安斋库治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以准噶尔旗的土地占有状况为基础，提出了所有权分割的概念。他以所有权为标准划分蒙地的地权形态，这种所有权是由蒙人和汉人相互分割形成的。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蒙地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所有权，因土地不能买卖，无论蒙民和蒙旗王公，都不是所有权的法人代表，只是占有权的代表。所以，清理各类土地关系，以占有权与耕种权分类更为合宜。占有权和耕种权的分化不但涉及到蒙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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