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事关国计民生,是关系朝廷生存命脉的重要*活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占有重要地置。正是漕运的这种重要性,使得它成为历代朝野人士研究的重点课题。司马迁的《史记》出现了对“漕”的记载。隋唐是我国古代漕运制度基本完备的时期,宋人王溥著《唐会要》卷87辟有《漕运》专条。此后,对漕运的研究进一步深入,除了在正史和典籍中设有“漕运”的专门章节,漕运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专著也接连出现。经过元代和明代的调整与建设,到了清代,漕运制度不管是从机构组织、法规制度、人事安排等各个方面,都趋于完备,成为中国古代漕运制度的总结者和实践者。清代的第一次漕粮海运,始于道光六年(1826年),由陶澍等人主持,取得了相当的成效。直到二十余年后的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清廷才推行第二次漕粮海运。咸丰以后,除因太平天国起义和八国联军侵华时偶有中断外,清代的漕粮海运都持续下来,并在事实上取代河运,成为清代漕运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方式。因此,清代后期的漕运,主要是指海运。
清代对于漕运管理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基本上与漕运同时进行。除了传统的《大清会典》、《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等书辟出专章专节对漕运进行阐述外,《户部漕运全书》、《海运全案》等官修漕运专书也纷纷刊载,对清代漕运活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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