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意义上的漕运史研究，始于20世纪初。它的第一个研究高峰，则出现于三、四十年代。当时，不少学者开始着手对中国历代的漕运进行爬梳和总结。比如杨文煊在《历代漕运评述》一文中，对漕粮的定义、方式及其意义，进行了初步探讨。他指出，漕运运粮之事，乃为“漕运功业上微末之一端”，而“懋迁有无，和籴粮米，通济物资，利济灾患，方为漕运上之最高目标”[1]。这实际上突破了历来对漕运“运输粮食”功能的初浅认识，将其拓展到商品流通的社会功能研究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清代漕运史研究，亦开始得较早。1937年，署名“杰”的学者在《北平晨报·艺圃》上发表《清季漕弊与海运》，分析清代漕运的种种弊端及试行海运的情况[2]。1940年，万国鼎撰有《明清漕运概要》，通过对明清漕运的分析，认为“是则先民漕运经验，不乏参考之处”[3]。同时期也出现了对清代漕运制度（集中于河运漕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位论文，惜其传播不广，无法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影响[4]。纵观民国时期（1912-1948年）的相关研究，夏鼐的《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5]长文，无疑是最重要的成果。作者通过搜集当时力所能及的官书、政书等史料，对于长江流域有漕各省的田赋及其减免过程，进行了较为清晰的勾勒，对于梳理此阶段漕运制度的变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仅就资料所及，中外学者关于清代漕运研究的专著，出现于50年代，这就是美国学者Harold·C·Hinton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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