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牟润孙《论乾隆时期的贪污》、《论清王朝富盛时期的内帑》两文，就细致地揭发了此种现象。官员秘密交罚款赎罪，盛于乾隆时期。他们私下交纳的巨额罚款，少部分用于公共事业如河工等，大部分则纳入内务府，进入皇帝的小金库。值得注意的是，这与夺俸的性质不一样。交罚款赎罪是私人向皇帝的秘密行贿，而夺俸是公开的行政处罚。
乾隆朝密记档记载大臣李质颖的一封奏折，称因自己在浙江巡抚任内未能参奏某位获罪大臣而愿罚银十万两，在粤海关任内奏事错误愿罚银两万两，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倒霉事，总计愿罚银25.6万余两。他要求以分期付款的形式按揭还罪，获得了乾隆的许可。在每年支付1.5万-2万两赎罪银的同时，李质颖依旧可以做官。而以其为官的公开年收入来算，李质颖很难支付此笔巨款，则他不得不变本加厉通过另外渠道敛财，也可想而知。
在私下向皇帝行贿以赎罪之外，被革职的清代官员还可以通过公开“捐复”的形式复出。学者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一书考论甚详。凡革职离任官员，其原来的官职等级、头衔、花翎都可捐复，有些甚至可以捐得比原先等级更高的官衔，只是不得补用而已。据陆陇其日记，在康熙年间[注: 个人简介 康熙帝，满族，全名爱新觉罗·玄烨，庙号清圣祖，“康熙”为其年号，清朝习惯以年号称呼皇帝。康熙系满清入关后第一皇帝顺治皇帝的第三子，]人们还以捐复为耻，不好意思公开谈说。而许大龄指出，在乾隆之后，捐复被制度化，成为常捐，“捐复一项，几等恒河沙数，人皆视作固然，不以为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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