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古代的政府，是一种低能量的有限政府。政府管的事有限，能力也有限。一般来说，除非大的涉及大面积水灾的水利工程[注: 水利工程是用于控制和调配自然界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达到除害兴利目的而修建的工程。也称为水工程。水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但其自然存在的状态并不完全符合人类的需要。]，比如黄河和淮河的治理，政府都是不管的。乡间修桥补路，修河渠这样的事，如果负责任的地方官，也许还会操心组织一下，不负责任的，根本连问都不问。大家奉行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事，多半都是地方乡绅出面管的。严格来讲，地方官只管两件事，一是征收钱粮，二是处理诉讼案件。除此之外，还有一件名义上特别要紧的事，就是推行教化，但是这种事属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虚活儿，没有人真的当真。要做的话，也无非是宣讲一下圣谕宝训（皇帝关于教化的指示讲话），再就是把当地的孝子和节妇烈女的先进事迹报上去，在当地修建牌坊加以表彰。这样的地方政府，筹款的能力是有限的。地方官若要捞钱，一般都在征收和诉讼上打主意。在征收之外的派捐和摊派，不是不可能，但一般由头都要跟当地民间社会有点关系，若要因一项政府工程，向地方摊派，往往是行不通的。在那个时代，地方乡绅往往是通天的，他们不是候补的官员，就是退休的官员，如果地方官做得过了头，他们就有办法把状子告到御史那里去，或者直接反映给皇帝。这样的话，地方官的官运，也就到头了。少数官员可以通过对轻罪的罪犯，罚款抵罪的方式筹款，但这种方式，介于违法与合法之间，弄得不好，也会有麻烦，或者给自己的政敌提供口实。正因为如此，没有人乐意修衙，能拖就拖，能躲就躲，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官场的禁忌。变成禁忌，就更没人乐意去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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