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案例起码回答了两个问题：没有“舆论引导”或“危机攻关”能不能解决问题？答案是：能！“处突”效果是否完美取决于什么？答案是：取决于为政者能否正视并解决问题！

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初，正值青黄不接之际，农家普遍缺粮，连吃饭都成问题。云南省保山县县长李伟烈不顾民众再三“恳请缓征”和“借贷社仓存谷”的诉求，不仅封锁社仓不许借贷，还下令要查访民间储粮，由此引发“乡民聚众闹衙”，冲突高潮时，官民之间产生严重肢体冲突，伤者无数，此事引起各方震惊，此事经云贵总督舒常以“六百里加急”奏闻中央，中央立即降旨：一是对李伟烈“革职严审”；二是“缓征”并开仓借贷；三是待事态平息后，云南政府要“查明为首倡议之人，即速严拿务获，从重办理”。

既然突发事件有事态升级快的特点，那么“处突”速度就绝不能迟缓，否则就贻误时机，导致更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于是，在这起处突中，我们看到了：“第一时间”请示上级、第一时间“领导出面”、第一时间“解决诉求”、第一时间“严厉问责”，然后等事态平息后，再严惩闹事的“带头大哥”。即使以现在的眼光观察，此次“处突”表现出来的方法和技巧，应有资格进入今天的“处突”教材。

其实，古代“群体事件”的起因，与现在大同小异。除了天灾外，大多起因于政府行为侵犯了群众利益，如在报灾要赈、求免税粮、反对科派勒捐、追讨工费等方面，政府不作为、乱作为。

当然，在过去“官本位”环境下，还时常会发生类似于“我爸是李刚”、“我爸是国法”等事件，即“弱势群体被官宦子弟或地方绅士欺压”之事。那么，对这样的突发事件，古代官员是怎么处置的呢?

明万历年间，就发生过一起影响非常大的“我爸是李刚”事件。如今的“我爸是李刚”事件跟它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如今的“李刚”是副局长，而明朝那个的“李刚”，竟是当朝万历皇帝的老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明万历时，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曾供职翰林，当过皇帝的老师，后辞官回乡，因其了不得的经历，地方官员对他趋之若鹜、毕恭毕敬。董其昌嘴边经常挂着一句话：“当年我给皇帝当老师的时候……”此人才艺甚高而人品低下，种种恶行不胜枚举，受迫害的乡邻屡次向官府告状，但官府畏惧董宦朝中有人，不敢过问。一天，董其昌的二儿子董祖常带着家丁，强抢一名叫绿英的民女做“小妾”，遭到村里群众阻拦。董祖常开口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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