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人无知道。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段文字见于作为国史的《明神宗实录》。明神宗要张居正把建文帝在云南驿站墙壁上的题诗抄写出来，全文如下：“沦落江湖四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建文帝逃亡之事，朝廷始终避讳，《明成祖实录》故意抹去了这段历史，所以张居正说“国史不载此事”，那么“先朝故老相传”的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当然来自民间野史，首当其冲的就是《致身录》与《从亡随笔》。建文帝的几首题壁诗都出于《从亡随笔》，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明末清初文坛盟主钱谦益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斩钉截铁地断定，《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是“伪书”。他在《致身录考》中说：“万历中，吴中盛传《致身录》，称建文元年，彬（指史仲彬、史彬）以明经征入翰林为侍书。壬午（建文四年）之事，从亡者三十二人（引者案：应为二十二人），而彬与焉。彬后数访帝于滇于楚于蜀于浪穹，帝亦间行数至彬家。诸从亡者氏名踪迹皆可考证。”随后他举出十条理由，“断其必无”，结论是：《致身录》是一部伪书。他的意见获得了一部分学者的支持，潘柽章《国史考异》说：“（建文）逊国诸书真赝杂出，盖作俑者王诏之《奇秘录》，而效尤者史彬之《致身录》也。二书皆浅陋不经，而《致身录》以缘饰从亡事，尤为流俗所歆艳。”
但是明末清初不少著名学者并不认为《致身录》是“伪书”，陈继儒、胡汝亨、文震孟等都为它写序，便是明证。陈继儒的《致身录序》说：“金川门献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参半是也。今得先朝史彬《致身录》，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际了然矣。”胡汝亨《致身录序》说：“是编也，请太史氏亟收之，以徵文献焉。百世而下，为之涕泆而不能已也。”文震孟的《致身录序》说：“是录复出，得照耀人间，使懦夫立志。”难道只有钱谦益火眼金睛，一眼看穿是“伪书”，而陈、胡、文诸公有眼无珠，真假莫辨？看来“伪书”说值得怀疑。
清初的张岱就认为它是信史，他在《石匮书》中写到建文本纪时，明确地说：“建文帝出奔事，见史仲彬《致身录》及程济《从亡随笔》。”又说：“建文革除事，传疑久，一似耿耿人心者。兹《致身录》出自从亡手，含荼茹苦，自尔真功，其文质而信，怨而不伤，独史氏书也哉，足以传矣。”提到建文帝出宫逃亡之事，大量引用《致身录》的文字，写道：“《致身录》曰：大内火起，帝从鬼门关遁去，时六月十三日未时也。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注: -光绪年间 翰林院编修主要是诰敕起草、史书纂修、经筵侍讲，实际上，其重要作用在于培养人才，类似于现在的实习生。翰林院：相当于中央党校+中科院、社科院。]程济曰：&l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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