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首都的录取名额，超过任何一个大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科举制终结。首先，这是因为首都是朝廷勋贵所在，高录取名额是在照顾“官二代”，这是制度性的不公。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2年4月1日第AA29版，作者：沈彬，原题：《科举时代的“异地高考”和“高考移民”》

近日，“异地高考”改革进入快车道。一方面这是为了解决城市新移民的子女升学障碍；另一方面，“异地高考”还指向高考录取公平问题。一些“高考大省”的考生，对以京沪为代表的发达城市，以及边疆教育落后地区的低分录取，一直难以认同。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大国，科举历史上一直有“异地高考”、“高考移民”等问题；科举制度[注: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WWw.LsqN.CN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从来与户籍、录取名额地域分配、歧视反歧视联系在一起。下面从国家考试-地方考试、地域公平-考试公平这两组维度，来分析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的分配。

科举制起于隋唐，以考试论英雄，取代被门阀贵族所垄断的察举制，给了平民更多上升的机会。在唐代，国家级考试不分地区录取；地方考试按州的大小选拔考生，不过京兆府（长安）分配的名额远超其他地区；一般州的名额为两三人，而长安每次都多达数十人，甚至有时超过百人。所以，柳宗元在《送辛生下第序略》中说：“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

这就有了第一个问题———首都录取名额畸高。

宋代也有这个问题。通过地方考试选拔参加国家考试考生的名额，叫“解额”。以嘉祐五年（1060年）为例，首都开封府的解额是266人，而陕西只有123人，广东只有84人；而且，国子监108人的解额，并不算在开封府内。国子监加开封府的考生，在国考中登科的人数，占到全部考生的一半左右。无怪司马光称：“盖由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

到清朝，顺天府（北京）的举人名额也一直是全国最高的，同治元年（1862年）顺天府的名额是185人，文化大省浙江只有152人，广东省为102人。

首都的录取名额，超过任何一个大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科举制终结。首先，这是因为首都是朝廷勋贵所在，高录取名额是在照顾“官二代”，这是制度性的不公。此外，首都的确集中了优秀的教育资源；同时，京城的文化圈子，也方便考生了解考试动向。宋代司马光所谓“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这些共同造成了首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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