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是地域公平问题。唐朝后期开始，由于南方的经济地位崛起，考试内容倾向文学诗赋等原因，北方士子竞争优势逐渐减弱，南方人后来居上。北宋可考的9630名进士中，居然只有4。8%是北方人。在1064年，代表南方利益的欧阳修，与代表北方利益的司马光发生激烈辩论：前者主张“唯能是选”，起点公正，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后者主张“校正的正义”，要分地区录取。很难说他们谁就是错的；事实上，此后考试公平、地域公平成为中国教育决策的两个基本维度。今日的“异地高考”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的延续。

南北冲突的高潮，是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南北榜事件”。由于那一科会试录取的52人都是南方人，引发北方举子的强烈不满，指责湖南籍的考官包庇“老乡”。朱元璋[注: 大明太祖高皇帝（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为大明朝的开国皇帝，姓朱，讳元璋，汉族。是继汉高祖刘邦以来第二位平民出身的君主。]出于笼络北方人心的考虑，居然处死、发配了多名考官，并亲自主考和阅卷，结果那次录取的都是北方人。

之后为了缓解南北差异，明朝会试中按南北分别录取，全国被分为南、北、中三部，按55：35：10的比例录取进士。清代对会试名额的地区划分越来越细，康熙五十一年[注: 邱永传，集词曲后期为一身的唱作型歌手。其独特的风格 沙哑的嗓音，在世风日下歌曲泛滥的时代，更是尤为的突出其不俗的独具一格。]（1712年），实施“分省取中”，“按应试人数多寡，钦定中额”，取代了南北卷制度。

第三，地域不均衡不仅反映在国考中，也体现在地方考试层面。宋代欧阳修称：东南地区的“解额”是100：1；而西北地区却是10：1，两者相差10倍。

因为“老少边穷”的考生考不过文化强势地区考生，所以国家要对弱势地区搞倾斜，多投录取名额，降低“分数线”，从而缩小文化差距。这是国家正义，但对考生个人未必公平。有学者统计了乾隆年间的各地乡试的录取率：文化大省江苏是5。5；落后地区云南是53。8，贵州是21（单位：百万分之一）。落后地区的录取率是发达地区的几倍！

这种“高考洼地”，也引发了“高考移民”，古代称之为“冒籍”、“冒贯”。高分地区考生，通过过继、投亲、买地、冒名、串通官员等五花八门的手段，到低分考区参加高考。比如，大诗人白居易在家乡洛阳考取无望的情况下，投靠在宣州做官的叔父，在宣州冒籍考试。再比如，清代诗人、学者赵翼是江苏常州人，如前所述，江苏是科举考试竞争最惨烈的地方。少年家境窘迫的赵翼时来运转，去投奔在京津做生意的外舅，以“商籍”先入县学，后参加顺天（北京）的乡试，一举得中举人，之后殿试得探花，彻底改变了命运。这种“南庠入北闱”就是冒籍，赵翼还写诗为自己开脱：“士穷则躁进，此事古来有；要当期大节，微眚岂足垢？”

在录取名额给定不变的情况下，客籍人参与考试，就等于挤占了本地的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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