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就是以人为本。他在《井田类说》中，揭露了“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的残酷现实，提出“宜以口数为立科限，民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为了防止土地兼并，他极力主张清丈土地，按人口数給于田地。他在福建做地方官时，曾率先践行自己平均地权的设想，但遭到了当地官僚和豪绅的强烈反对，没能实现。在封建经济体制下，朱熹的主张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不能否定作为一个哲学家，朱熹的思想中还有平均地权、实现平等的亮点。
朱熹在担任地方官时，很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淳熙五年也就是1178年，他在江西南康军任职时，“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究荒政，多所生活。”每遇早稻田地久旱，他就劝导农民改种荞麦和大小麦，防止饥荒。过了一年，他根据南康地区农民的生产经验，发布了《劝农文》，推广一整套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其中包括耕作、施肥、除草、水利、蚕桑副业等诸多方面。
朱熹还提出了“劝业”即奖励农业生产的政策，认为只有“用力勤，”才能克服水旱灾害和农民流亡。他想维持农民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防止农民聚众闹事、破坏和谐。
他还主张推行“社仓”制度，对农民办理救济，防止受豪强地主高利贷的敲剥。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中，讲了建立“社仓”制度的好处。山地贫苦农民，终年没有余粮。在青黄不接之时，要出加倍的利息，向豪强地主借贷粮食。但是官府仓库里的粮食，甚至“红腐不可食”，因此他主张凡是要求借贷粮食的农民，政府都要借给，农民出十分之二的清息。不愿借贷的，决不勉强。如遇饥荒，要减轻利息，甚至全免。朱熹在《婺州金华县社仓记》中说，这种社仓制度跟王安石的青苗法相比，有更加合理的地方：一是贷谷而不是贷钱；二是借贷出于农民自愿，而不是强迫；三是由乡村社仓办理而不是由官府办理。
以上这些政治主张和具体措施，说明朱熹还是能够体恤百姓，也是主张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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