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代表性，很长时间都影响人们对蒙元时代的评价。今天国内的学者尽管对蒙元时代有不少正面的评价，例如贸易、交通、民族融合等方面，但这些正面的评价并没有超出农耕社会王朝更替的范围，他们对成吉思汗征服中的屠杀、把耕地变牧场等政策仍予以严厉的批评，认为蒙古统治者在社会政治领域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是对宋代的逆转。（周良霄等：《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站在农耕文化的立场上，这些批评没有什么问题，一旦跳出农耕文化来看蒙元时代，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
评价蒙元时代是件很困难的事情，除了文化立场和种族的偏见之外，主要的障碍就是蒙元时代疆域太大，需要阅读的各种语言文献实在太多，而且成吉思汗的后代们在中国、中亚、俄罗斯和欧洲所建立的各个蒙古汗国的发展走向不一样，灭亡时间也不一致。如1368年元朝灭亡后，残元在塞外还存在了29年；在蒙古的“北元”政权直到林丹汗（1604～1634）死后，其子降清才告结束；原金帐汗的阿斯特拉罕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失必儿汗国）分别在1556、1598年为俄罗斯所灭；在欧洲的克里米亚汗国在1783年被俄罗斯吞并；成吉思汗家族中最后的君主们、花剌子模[注: 花剌子模位于被东部的克孜勒库姆沙漠及南部的卡拉库姆沙漠包围，为干燥地带。16世纪初，花剌子模南部地区出现了独立的布哈拉汗国。]汗国（希瓦汗国）的赛义德·阿拉汗（Seyyid＇AbdAllah，？～1920）和布哈拉汗国的穆罕默德·阿利姆汗（MuhammadAlim，1881～1944）则晚至1920年才被入侵的苏俄军队推翻，若仅从中国传统的王朝变迁史上论述蒙元时代，至少有着视野不开阔的局限性。
美国明尼苏达州麦卡利斯特学院（MacalesterCollege）的人类学教授杰克·威泽弗德JackWeatherford近年写了《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ThreeRiversPress，2004）一书，他对蒙元时代的认识与传统的史学家就有区别。威氏以人类学的眼光和说故事的方式重新诠释了蒙元时代，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放弃了征服史的叙事传统，把被西方视为“世界之鞭”的成吉思汗置于现代化的语境下，重新评价他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对今天世界之形成的影响。他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成吉思汗的成就都挑战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他的成功之处或许就在于他所谓“野蛮”，犹如美国不是由富商和种植园主缔造的一样。几乎所有被蒙古人征服的国家，最初都曾饱受野蛮征服带来的破坏和惊恐，但在文化交流、贸易以及文明进步方面，很快地就产生一种空前的上升态势，欧洲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成吉思汗和现代世界的形成》导言，重庆出版社2006版，下引该书仅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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