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各地会党活动风起云涌，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对此史学界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①]但正如蔡少卿先生所指出的，以往的研究，着重于革命派重视联络会党的事实，而对他们为什么特别重视联络会党的原因，探讨还不深入。基于此，他在《论辛亥革命与会党的关系》一文中曾作了分析，认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之所以重视联络会党，是由会党势力的发展、资产阶级自身软弱无力等客观因素造成的，“既顺乎客观历史的潮流，又出于它自身的要求”。[②]无疑，客观的实际情况在推动革命派联络会党过程中起过重大的作用。冯自由说孙中山发动国内起义失败后，在海外“四出鼓吹革命，而闻者多掩耳却走，莫之赞助。无已，惟思联络会党，如三合、三点等会。”[③]要推翻已与外国帝国主义结成反动同盟的封建清王朝，面对提倡革命时“至于中流社会以上（应和）之人实为寥寥”[④]的状况，而此时会党的反抗运动又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重视联络会党当然是极为必要的。但客观因素要与主观意愿相契合，才能促成实际的行动。革命派之所以积极联络会党，还要从他们的主观方面加以分析。故不揣浅陋，再作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本文认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之所以重视联络会党，其主观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纲领，但同盟会内部对它的理解却是不尽一致的。许多人更重视的是民族革命这一条，将之放在绝对的优先地位，甚至带上狭隘的排满主义情绪。会党历来以“反清”自居，一直在破坏、打击甚至企图推翻现有的满清统治，在这点上与革命派的思想不谋而合，这是他们互相靠近的最主要原因。其二、革命党人虽然要寻求同盟军，但他们以“中等社会”自居，轻视民众，其阶级属性使他们并不愿意真正将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不能也不敢“唤起民众”，因而选择了与农民有较强联系的会党作为联络对象。其三、中国救亡图存的急迫性，使革命派急于寻找立竿见影挽救中国的速效药方。他们企图找到中国革命的“捷径”，使革命能“力求其短”。会党这一现成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与革命派的要求隐若相符，成为当时他们实现这一目的最好的联络对象。以下分别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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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辛亥时期的会党最欣赏的是什么？首先应当是他们一直声称的“反清复明”，并且似乎已具备了“反清”的实力。然而，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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