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也就是同盟会确定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所囊括的内容。三民主义本来是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然而革命派对它的各部分却并非一视同仁，而是有轻重之别的。其中以民族主义出现最早，宣传力度最大。据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吴老回忆说：“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同盟会的三条纲领里面究竟哪一条是最重要的呢？当然不是平均地权，也不是建立中华民国，而是推翻清朝政府。”[⑤]后来革命派制订的“革命方略”中，也将“反满”正式规定为革命党人最首要的任务。由于同盟会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地域和不同组织的小团体门户之见，革命党人内部不仅对三民主义接受的情况不一致，同时在对各条内涵的理解上也存在着分歧。以民族主义而言，当时革命派内存在着“共和反满”与“光复反满”两种意见。孙中出对这个问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他说：“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洲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革命，并不是把它来分做两次去做。”[⑥]这就将民族革命和*革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正确处理了当时革命最迫切的任务——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和革命的最终目标——建立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但革命党内其他人并不都是如此认为，他们自称信奉的是“一民主义”或“二民主义”，着重于“光复反满”，将单纯排满主义的“种族革命”奉为圭臬。章太炎在《定复仇之是非》中，对“以共和政体国家社会耿耿于心者”颇为不屑，说那是“汲汲于远谋”，宣称：“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⑦]反映了将推翻清王朝作为革命唯一宗旨的思想。光复会另一首领徐锡麟则公开声称“与孙文宗旨不合”，“专为排满而来”。[⑧]即使一直追随孙中山、以激进著称的朱执信，也将民权主义看成是民族革命后的必然结果：“革命者，以去满洲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第一目的既达，第二目的自达。”[⑨]这样主次不分，轻重倒置，是革命派队伍中理论思想模糊的表现。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偶然的，在同盟会成立之时，就有人提议用“对满同盟会”作为会名，由此可见一斑。柳亚子在民国后回忆说：“大家对民生主义都是莫名其妙，连民权主义也不过装幌子而已，……最卖力的还是狭义的民族主义。”[⑩]从当时革命派宣传的重点来看，反满反清的文章俯拾皆是，这是符合他们的思想实际的，如共进会就“尤其注重‘驱除鞑虏’四字，……一般地说，人们只知反清革命而已。”[11]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