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认为必须尽快创造稳定的环境，以切实保障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他们既想推翻反动腐朽的满清专制政府，又要求革命速战速决。如陈天华已经看到了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故在《绝命书》中告诫“鄙人之于革命，必出之以极迂拙之手段，不可有一丝取巧之心。……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若多数犹未明此义，而即刻实行，恐未足以救中国，而转以乱中国也。”[50]但这个要“极迂拙之手段”进行革命的革命家，又提出过“革命之范围，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51]借以避免长期的动乱，稳定社会。认为革命须得速成的想法在当时可说是甚嚣尘上。革命派提出的方略，“中央革命”也好，“袭取重镇”也好，着眼点都在于革命能迅速成功，最好是“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所以，在武昌起义前夕，同盟会内关于革命路线的种种主张，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根本没有考虑到将农村作为革命大本营或策源地的可能性。采取的行动，也大多用从外“输入式”的办法，在短时期内组织会党或新军发动武装暴动。根本没有考虑“与当地工农群众斗争紧密地结合”的问题。[52]一些急不可待的革命党人，甚至连组织起义都等不及，认为“期缓莫济”，[53]不如直接暗杀一两名大吏来得快，“奏效神速”。[54]辛亥首义爆发后，革命党人普遍醉心于各省迅速“独立”、“光复”，为“兵不血刃”、“传檄而定”大声喝彩，而不问革命采取何种形式，政权把握在谁手中，就是因为革命派“盼望革命早日成功”。只要表示“拥护共和”，即使是残杀过革命人士的旧势力，“他们都愿意同他合作。”[55]这就是为什么一些革命党人口头上高唱要唤醒群众的调子，实际工作中却并不能深入下去，进行耐心的革命思想宣传和发动工作。
这种急于求成的心理，是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尤其是前期之所以青睐会党的又一主观因素。“作为*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56]发动农民的工作相当艰难，性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立竿见影，因而根本就不能“唤起民众”。而会党这种社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与革命派寻找“革命的捷径”这一要求隐若相符。因为清末会党势力膨胀，活动频繁，“互相勾串”，逐渐出现了联合的趋势，并渗透到清朝所练的新军之中，“浙江防营、练军、巡警，闻多通匪”，[57]广西“兵与匪狎，两利俱存，虽号称数十营，实不得一兵用，兵匪不分”，[58]甚至整个“长江一带凡充当兵丁之入，亦大半来自会党”。[59]以致有人断言，此时中国的会党“总计其人，当亦不下百万”，其势力“足以左右中国之社会”。[60]在革命派看来，会党人多势众，骁勇善战，孙中山就说过“方今两粤之间，民气强悍，会党充斥，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而清兵不能平之，此其破坏之能力已有余矣。”[61]“久已蔓延团结”的会党，结集了很大的势力，只要稍加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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