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火而后燃”，[62]便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掀成很大的革命浪潮。而会党组织实际上实行家长制，也便利了革命党人不必做细致的下层工作，只要联络联络会党首领，就可以很快取得“罗致会党以听指挥”的效果。革命派认为组织革命力量，“与其从新建设，何如就其已有之会党而改良之”，[63]着眼点在于快捷，而能真正下大力气“改良”会党者极少。即使如陶成章在发动会党时，“蓬头垢面，芒鞋日行八九十里”，实际上所做的也是满足于联络会党各头面人物，与几个首领“拜拜把”而已。当时许多革命党人都是通过加入会党取得了“白扇”之类头衔，或与头领拜把歃血结为弟兄，或输以钱款许以官衔等等简便易行的方式联络会党，认为凭此就达到了能够“调动（会党）人马”为革命所用的目的。
应该说，会党所具有的“发难易”的特点，是革命派热心会党工作的重要原因。孙中山在比利时与朱和中等人辩论时坚持同时并举，不可轻言放弃会党，就是担心“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黄兴主张“革命军发难，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64]也是因为他认为“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所以甚至到了许多人都反对将会党“恃为本营”的1910年，黄兴在上孙中山的革命计划书中，仍然将联络各省会党，列为“最宜注意者”。[65]
总之，革命派内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是他们积极联络会党的先决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者合作的“*基础”。革命派将会党视为“同道”，既是拔高了会党反清的意义，也是因为内部的革命纲领层次不一。时人所谓“三合会化为革命党，哥老会亦复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诸会党，悉统一而为革命党焉”[66]，在一定意义上是降低了革命派自身的要求而得出的结论。
其次，不同阶级的联合，“在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67]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突出的两面性特色，使他们在与农民结成革命联盟时阻力重重，而严重的民族救亡危机，又使寻求速效药方以治疗病入膏盲的中国成为时尚。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使革命党人不能真正发动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是选择了与农民有联系的会党。会党具有发动容易的特点，一呼百应，“莫不翕然从风，愿作革命军马前卒”，[68]在没有找到新的力量以前，会党成了他们最重要的依靠力量。
因此，辛亥革命时期尤其在1908年之前，革命派对联络、发动会党是相当积极的。在同盟会领导和策动的二十多次起义中，倚会党为主力的约占四分之三。即使后来革命派看出了会党的缺陷，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之中，也是利用了会党的渠道，并且从未完全停止对各地会党的联络工作。革命党人或加入会党组织中以利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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