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相当大的提高，但它以一家一户为单位、靠手工劳动操作，生产效率还很低，仍依赖于各种自然条件，无法从根本上抵御自然灾害，保证农民的温饱生活，人们不得不靠天吃饭，依仗天的恩赐。在精神意识上，也就不能不继续拜伏在自然神的脚下，乞求上天赐予阳光和雨露，以过上“风调雨顺，四季安宁”的太平生活。纵览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自然灾害随时间呈现增多增频之势，旱灾、涝灾特别多。每逢大旱、大涝，总有成千上万户农民破产，背井离乡，出外乞讨，甚至卖儿卖女，以取糊口之资。饿殍遍野、死者相枕、易子而食的记载不绝于史。饥饿死亡的威胁，孤力无助的惨遇，化作浓重的历史意识，积淀于农民群众的脑海中，从而加强了对太阳神的敬与畏。因为，旱灾与涝灾可以看作是太阳照耀的过剩与不足所造成。所以说，人们对太阳生养化育、恩泽万物的歌颂，既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对天人关系等自然知识的朴素总结，也是对太阳神恩赐的祈求和期盼。《礼记·外传》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所以部分农民把掌管其“食”的太阳奉为“天”即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农民对太阳温暖、照耀、生育化育恩典的歌颂与祈求，对太阳仁君的膜拜，反映了个体小农经济的孱弱，体现了小农在大自然面前的弱者心态，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太平盛世丰衣足食、平安和顺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
另一方面，从秦朝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了君主专制主义的*制度，这种*制度对小农经济有巨大的影响。如果明君、仁君当朝，普施仁政，亲民爱民利民，与民休息，则国治民安，小农经济正常运行，农民生活较为平和宽松；如果昏君、暴君当政，横征暴敛，侵民扰民、虐民、残民、罔民，则国乱民危，小农经济遭到破坏，农民生活艰难，甚至无法生存。因此，历史上昏君、暴君造成的*动荡、战乱比比皆是，受害最大的是农民。他们无法抵御这种命运，只能寄希望于出现一位“好皇帝”，一位明君、仁君，这就是所谓农民的皇权主义。关于“好皇帝”的观念，虽然是秦朝以后才有的，但在周代已露出萌芽，那就是“明君”、“仁君”的概念。《尚书·洪范》云，殷“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但殷时作子女的亦是父母之奴隶，所以天子对民谈不上亲爱之情，而是“惟辟（君）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尚书·洪范》）。周朝鉴于商朝亡国的教训，提出“敬德保民”，实行德治，以德待民，以达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即民众拥戴的目的。周武王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就是说要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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