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中央及各地方军政部门的倡导和纵容，中国各地尤其是国统区的教门、帮会得到迅速膨胀。当然，国民党的利用、控制会道门的策略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自己的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加强了对民间力量的控制，但是国民党不可能完全地利用、控制所有的教门、帮会。伴随着势力在各地恶性膨胀，教门、帮会固有的落后性、破坏性日益突出地暴露出来并严重危及国民党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
教门、帮会扰乱国统区的经济秩序，影响了国民党的财政收入。时任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全省保安司令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吴鼎昌在所著《花溪闲笔续编》中较为具体地陈述了帮会的表现：1.逼迫或诱惑商民入会，收取‘压贴钱’，少者百元，多至千元以上，并有所谓‘带粮上山’，按月向粮台纳粮之事。2.商店如不在帮，或未得帮会关照者，辄有帮徒滋事，扰害其营业。3.凡帮会中人宴客，多由帮徒‘拉网’，不付价款……[31]。鄂西袍哥头目刘惠钦就曾规定，当地的田赋亩捐要由他这个本地人征收，1939-1940年间设法使驻军不再过问境内种鸦片、设税卡以及其自卫队向地方摊派勒索等[32]。教门、帮会还严重扰乱国统区的社会秩序。教门、帮会大多参与开设鸦片馆、贩运鸦片、私运金银及其它违禁物品甚至买卖枪械。在教门、帮会的势力范围内，商人要向帮会头目纳税、艺人演出前要向帮会拜客，甚至军政官员也对帮会头目言听计从，俨然是教门、帮会首领的独立王国。五圣山礼德堂头目明德控制着陇海线，铁路局的副局长、段长和副段长大都是他的把兄弟，不论何方派来的局长遇事都要请教他，否则就寸步难行。
一些教门、帮会还直接危及国民党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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