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党针对教门、帮会的策略并未达到抗日、*、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的目的，是极不成功的：

　　首先，教门、帮会的破坏性、落后性直接损害了抗日救亡大业。在战争期间，教门、帮会利用国民党有关部门的袒护、纵容，欺行霸市、榨压平民、抢劫财物，甚至谋财害命、毁尸灭迹，犯下了滔天罪恶如，青洪帮头目马祥生以抗日旗号专门抢劫海运帆船[38]；贩运鸦片、**，有的会道门甚至凭意气而投降日军，如1939年5月青洪帮头目、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何行健因与他人相互倾轧失宠于戴笠在苏南地区率部5万多人投降日伪[39]，严重扰乱了抗战正常的社会、*、军事秩序；抵制各爱国团体的民主进步要求，逮捕、暗杀爱国进步人士，刺探*党情报、制造摩擦，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了抗战力量。对此，国民党有关人士曾痛切地指出：“八一三之后，我政府联络流氓，欲以抗日，结果失败。实为流氓见利动心，人格扫地，不可信用之铁证，……上海流氓，恶习甚深，今日我军在上海得胜，彼等假爱国之名，讹诈人民，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作威作福，无所不为。明日我军放弃上海，彼等即做汉奸工作。”[40]应该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国统区统治黑暗、民怨沸腾与此都有一定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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