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生产者之间也就展开了竞争。结果，少数条件佳者上升为富裕农民，大多数则穷困破产。正如列宁所说：“商业性农业的进步，使下等农户的境况日益恶化，最后把他们从农民的行列中推出去”[33]。农村中破产的小生产者，许多人便成了“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受雇于地主、富农。有些人便离开农乡到异地他乡去谋生。福建农民“十五游食于外”[34]。“壮者往往佣于四方”[35]。许多人到市圩上去出卖劳动力，即所谓“佣趁度日”者。但是，并非所有的破产农民皆可以找到谋生的手段，许多人只得浪迹城镇市圩，成了无业游民即江湖流浪者。其中有的流落街头，行乞度日，有的投身寺庙，藉以糊口；有的铤而走险，靠抢劫、行窃为生。
商品流通的加强，在社会上又涌现出大量小商贩以，包括肩挑负贩、摆地摊、开小店铺、沿街叫卖为生者。水陆交通沿线又出现了大批搬运工人、纤夫、舵工、水手。
总之，由于阶级分化的加剧，在社会上涌现出了大批穷苦劳动者。他们挣扎于饥饿线上，为了生存，被迫走南冯北，东徙西奔。这些人生活极不安定，衣食无着、加以力量分散、孤身无援。现实生活的经验教训，使他们痛切感到，只有把彼此间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势力，能求得生存，而我国传统的结盟拜会形式，也就成他们彼此间团结的最好纽带。因而在乾隆前半期，闽粤一带“结会树党”之风甚盛，天地会只是这股浪潮中一朵比较突出的浪花。
提喜、李少敏、朱鼎元、桃元等人，正是福建农村中破产的农民。提喜虽然在本地投身寺庙，但仍难以糊口，遂与李少敏等人前往四川谋生。据史籍中记载，雍正末年以后，闽粤一带有大量穷苦人民前往四川谋生。[36]提喜等人正是这股浪潮推动下去四川的。他们最早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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