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导致了与粮食作物争地的情况。福建种植烟草、甘蔗，“男既去七八，所种稻、菽、麦亦寥寥耳，由是仰食江、浙、台湾”[30]。广东是粮食可以自给的省分，这时也因经济作物的发展，粮食减少，大米只好领先江西、广西、湖广等省供给。[31]这样，粮食生产本身也进入商品经济的范畴。
首先是定额租制的普遍流行和永佃制的发展。在分成制下，佃农生产积极性受到很大限制，他们无力也不愿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力与工本，产量难以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满汉地主阶级的剥削欲望，希望从农民手中剥削到更多的财富。佃农又不断以抗租等形式进行斗争，使地主阶级感到旧的分成制已难获更大的收益，遂把分成制改为定额租制，主佃双方议定租额，丰年不增，灾年不减。佃农只要交纳一定的租谷，因投入更多的劳力与工本所获收益，即可归自己所有。地主阶级看到土地收益增加，又想夺田另佃，把土地转租给愿意多出租谷的佃农去耕种。佃农为了稳定对承租土地的使用权，通过斗争或交纳押租的方式，获得了对土的“永佃权”。在不欠租的条件下，佃农有权对土地永远使用，并且可以继承、转让、抵押以致出卖对土地的使用权。乾隆前半期，永佃制在闽粤等省已经相当流行。这时，佃农已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除交租外，不再负担其它义务，已经成为“从事耕作的土地占有者，实际上变成了单纯的租佃者”[32]。
其次是“自由”雇佣劳动者和小商贩、无业游民的大量涌现。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自耕农、永佃农也日益卷入商品生产的轨道，他们本身也成了小商品生产着。在同市场发生联系以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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