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科举改革办法和程序而论，张之洞、陶模、袁世凯的主张相去甚远，《劝学篇》只是要求改变科举的内容，即废八股改试策论，并无废除科举之意；袁世凯的《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虽然提出增设实科，逐渐减少“各省岁科乡会各试取中之额”的“量为变通”之策，即以旧科递减和实科递增作为过渡，由渐变而至终停，（注：廖一中等整理《袁世凯奏议》中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1、277页。）但与陶模的上策仍有不小的距离。只有陶模的主张有些理想化，清廷不可能采取立停科举的做法。张、刘两人反复斟酌，最后折中了陶、袁两折和张謇等人的意见，提出停罢武科，酌改文科，分科减额，　“十年三科之后，旧额减尽，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的方案（注：《变通*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393-1406页。），实际上认可了陶模科举与学堂终归一途的思路。 

地方督抚的折稿连续入奏，清廷均未议复，1901年8月反而出现了准备增加科举名额的传闻。果真如此，则不但减额之议未见采纳，还有与科举改革反其道而行之的趋势。陶模惊愕之余，对朝廷改革的诚意产生了怀疑，立即函告张之洞：“政府既言广额科举，即无意更张，一切法皆难变”。张之洞认为：“广额尚无碍，但使朝廷肯照江、楚会奏，拨科举额为学堂额，分科递减，准将学堂所取之士作为举人、生员，则中额学额既多，分拨之额亦必多，是所广之额，乃旧科举与新学堂共之者也。十年以后，原额、广额全归学堂矣。”他还劝解陶模和刘坤一：“此时广额未见明文，无从争阻。或者政府有意开学堂，拨中额而又虑旧日八股秀才、童生出路较隘，故以广额调停之，亦未可定。总须俟准开学堂分拨旧额之旨既下，方可相机陈奏。如学堂人才实多，届时未尝不可奏请多拨数名。凡事入门最难，入门以后再图进步较易。此时似不宜操之过急，致顽固者忧惧护持。如两公与政府通信、通电时，能力劝设学堂，拨旧额，即大有裨益也。”（注：《致江宁刘制台、广州陶制台》，1901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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