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主张立宪的张百熙则立即对此种观点予以反驳。这位主持京师大学堂的五十九岁的邮传部大臣认为，国民程度应该是改革的结果，在目前的情况下，“今上无法以高其程度。”因此，如果要等到国民程度达到立宪的标准时才实行立宪，那中国将永远看不到立宪的那一天来临。张氏的结论是，“与其俟程度高而后立宪，何如先预备立宪而徐施诱导，使国民得以渐几于立宪国民程度”。 

第三，立宪缓行派与立宪派的第三种分歧是，吏治清廉是否是推行立宪的必要条件。四十七岁的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保守的蒙古官僚荣庆在此次会议上发言称，他并非不深知立宪政体之美，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政体宽大，渐流弛紊，因此，必须“先整饬纪纲，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8）他认为，只有这样行之数年，使官吏尽知奉公守法，然后才能逐步推行立宪。如果不考虑中国与西洋国情与局势的不同，而仅仅为了追逐立宪的虚名，其结果势必使政府无法控制那些无法无天的神奸巨蠹，执政者将处于无权的境地，月长日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荣庆的论点的实质是，原来传统政体下产生的宽纵之弊和由此产生的纪纲紊弛，在立宪*推行以后反而会更加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其结果将使各级官吏为非作歹和腐败的痼疾变本加厉。因此，只有先行运用国家的权威整顿秩序，以便为以后的立宪变革扫清路障。 

第四，立宪缓行派认为，立宪必须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但中国在当前的条件下发展地方自治有很大的困难。四十三岁的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铁良认为，这种困难首先在于，地方上劣绅劣衿、土豪与讼棍，本是地方官府严加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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