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把公私之分视同善恶之别；加上屡仆屡起的启蒙运动远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经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没有被广大知识分子深刻认识。这就为日后的反复留下了祸根。  

欧美社会矛盾尖锐化催生了程度不等形式各异的公有化思潮；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经济自由从确立之日起就一再受到西方非主流思潮的冲击。一些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或*家鉴于西方贫富差距过大的恶果，认同某些西方非主流思潮，主张用公有经济全部或部分取代私人的经济所有权。通观20世纪，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也厕身其中，但影响极小。按其实际效果，民生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垫脚石。1949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有目共睹。而社会民主主义则成了引导知识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中介。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由一些自由主义者鼓吹的。一个突出的典型是张东荪。30年代，他认为苏联以及社会主义、*主义与自由、民主是绝对不相容的。40年代，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一件事”，“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向着同一的方向前进”。与此同时，他认为以苏联为榜样，放弃部分自由，首先是放弃经济自由，以计划经济取而代之，是完全正确的：“苏联还有一点最是为一切产业落后国家所应取法的。那就是对外贸易完全由国家办理……国家统办对外贸易是计划经济的前提，或柱石。此点办不到，一切必归无效。”“尚有一点亦足以后进的农业国家所取法。那就是所谓集合农场。”[xvii]他把自己的主张归结为建立“计划的社会”。他说：“须知在经济方面要有计划，则势必连带到其他方面，如*方面，教育方面等等……必须把全社会亦成为有计划性的……只能有计划以内的自由与计划以内的平等，而断不容有超计划的自由与超计划的平等。……凡自由之足以妨害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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