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新式知识分子的出现和在预备立宪运动中屡遭挫折的地方乡绅的离心倾向，则使在传统社会中历来是王权统治基础的这部分成员现在与政权之间的权力平衡受到了破坏，其结果是：被民族主义动员起来的新式知识分子不能进入*系统，其激进阶层或加入军队，或与会党结合，走上革命道路；由于*参与的速度、力度大大增加，覆盖面迅速广泛，造成权力的分散。但这种权力的扩大与分散，既不能维护原有政府的权威，又不足以加强权力运作的效果，参与这一活动的士绅则因资政院、咨义局作用被限制而使进入中央决策的渠道被阻塞而与政府日渐远离。中央与地方矛盾不断扩大的同时，民族主义的兴起大大加剧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在这种千头万绪、矛盾丛生的形势之下，清政府既缺乏驾驭全局以实现从传统到近代转换的目光和手段，又无法在*改革中放弃一味集权而保持权威的连续性。政局失控，王朝走向崩溃是必然的结果。 

再则是新政推行以来的贪污腐败制约了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 

经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天下之财，悉应赔款”，清朝财政早已是油干灯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新政中清廷又不分轻重缓急，不分主次，什么都改，使本已紧张的财政更加窘迫。财政的窘迫不仅使新政的筹备不能按期进行，而且使清廷以筹款为急务，而筹款除加捐税外，别无善策，结果将沉重的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捐税过重，种类繁多，以致“无物不捐，无时不捐，”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感。而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不顾百姓死活，任意苛敛，更是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其中尤以抗警捐、学捐的斗争最为广泛，捣毁警局、学堂的风暴遍及各地城乡。据统计，在清末最后十年中，较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呈直线上升趋势，1905年90次，1906年160次，1907年190次，到1910年发展到28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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