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了三权分立的政权组织形式。《大纲》虽然只分为“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共23条，但从有关条文和附属文件中不难看出它对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也按三权分立原则作了相应的规定。当然由于清政府编纂《钦定宪法大纲》是以《日本帝国宪法》为蓝本的，因此它同样在立法、行政司法之上矗立着一个不可侵犯的君主来总揽一切权力，裁制它们的纠纷。《钦定宪法大纲》的前言中就这样写道：“谨按君主立宪政体，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7、432、56、56、57、7—3、11、6、365、114、34—35、106—107、559、59、139、346、346页。)虽然《钦定宪法大纲》对三权分立的一些原则进行了有利于君权的修改，然而相对于中国固有的*体制来说又不能不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以《日本帝国宪法》为其蓝本而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既保留了君上的种种大权，又对君上大权作了某些限制；既赋予公民一些基本权利，这种赋予又特别狭窄；既以三权分立为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又使君权凌驾于立法、行政、司法之上，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宰。这种情况说明，《钦定宪法大纲》与《日本帝国宪法》一样，是一部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的宪法纲领。

　　为什么清政府在当时众多的立宪国家中选择《日本帝国宪法》作为蓝本，以日本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度作为“仿行宪政”的模式呢？究其原因有三：（1）、预备立宪的酝酿和宣布是以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为契机的。日本一战而胜俄国，促使人们（包括统治集团的部分亲贵大臣）去探求日胜俄败的原因，从而对日本的立宪制度产生浓厚的兴趣；（2）、中日两国属于亚洲近邻，共同生活在东方文化圈内，有着相同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心理，加上两国间悠久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在中国造成之巨大影响，使人们易于接受“同文同种”的日本的*制度，（3）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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