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的演进

　　纵向观之，清末“预备立宪”模仿日本明治宪政，是晚清三次“新政”仿日倾向的历史演进。

　　随着内忧外患与日俱增，晚清的统治每况愈下。为挽衰救危计，清朝统治集团从1世纪后半期起，先后三次推行“新政”，即“同光新政”（洋务运动）、“戊戌新政”（变法）和1901—1905年的“新政”。实际上，这三次新政的出现并逐步深入。乃是从不同层面理解和接受日本明治维新的递进过程。

　　“同光新政”时，洋务派官员十分赞赏日本在邮电、工矿和海陆军备上的“富国强兵”之术，认为“诚法所可用者”(顾厚焜：《日本新政考》，参见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208页。)。与洋务派官员联系密切的早期改良主义者，则非常钦佩日本以商战致富自强，指出中国应像日本那样“效法泰西，力求振作”(参见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第208页。)。清朝当时在军、工、矿、商等方面的措施，确有不少学自日本。值得注意，在此期间，一度担任清朝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结合亲历所及，于1887年著成《日本国志》，以40卷50万言系统而全面讲述明治维新，“胪举新政，借端伸论”(张之洞：《咨文》所引，见羊城富文斋初刻本《日本国志》首附。)，明确提出中国应走日本的维新道路。特别是，其首次详尽介绍日本建立宪政的经验，成为“戊戌新政”中*改革的舆论先导。

　　“戊戌新政”时，受到光绪皇帝重用的维新派人士对日本明治维新至为称道。康有为刻意研究和比较了美、法、英、德、俄、日等国的改革史实，提出中国的“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其所规划的“新政”，实际全以明治维新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