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学堂教科书一览表”、第5卷第6期“各省教育志”、《临时增刊·宪政初纲》、第1卷第7期“内务”第82页、第2卷第4期“教育”第61页、第2卷第8期“内务”第143页、第3卷第10期“学务”第281页。)；稍后清廷又决定于保定设立通国武备学堂，一切组织概模仿日本振武学校章程办理(《东方杂志》第1卷7期“内务”第81页、第3卷第12期“教务”第350页、第4卷第3期“教育”第54页、第2卷第9期“内务”第163－164页、见第7卷第11期“法政学堂教科书一览表”、第5卷第6期“各省教育志”、《临时增刊·宪政初纲》、第1卷第7期“内务”第82页、第2卷第4期“教育”第61页、第2卷第8期“内务”第143页、第3卷第10期“学务”第281页。)。这样，关于对列国*的“择善而从”，清朝君臣已不期然看中了日本明治宪政。为了进一步明确仿行对象，清廷又于1907年再次派达寿等三大臣专门考察了同为君宪制的日、英、德三国。通过比较权衡，最终确定仿行日本，随之即逐步按日本模式予以施行。
由上可知，清末“预备立宪”模仿日本明治宪政，决非一时偶然之举。其与晚清变革本身同步，经历了一个历史逻辑演化的渐进过程。其实是中国被卷进近代化潮流后之势所必然。
二、*的需要
这一点，可从模仿者与被模仿者两个方面分析。
（一）从模仿者方面看，清廷为了自救，在不得不仿行宪政的同时，又力图不使君权受损。其所以将日本明治宪政作为模式，是认定这一模式最能满足自己的双重需要。
慈禧太后曾经毫不含糊地声称，立宪之事，只有“候调查结局”，证明对君权“果无妨害”，才能“决定实行”(陈旭麓编：《宋教仁集》，第16页。)。为此，出洋考政大臣非常注意立宪各国的君权问题。第一次出洋考政后的载泽等人，不仅从整体上以立宪“三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奏闻清廷，而且还具体分析各类主要宪政国家的权力重心，从中提出取舍意见：美国大抵“以工商立国，纯任民权”，其制度与中国“不能强同”(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7页。)；英国固然法良意美，但设官分职“复杂■执”，其作法“非中国政体所宜”(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11页。)；日本虽万机决于公论，而大政仍出自君裁，“以立宪之精神实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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