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7页。)。清政府向下派款,而这些款项,各地方政府又通过提高部分商品物价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如直隶,1902年袁世凯拟“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4925页。)此外又出现了许多新名目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
其次,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崛起,是清末新政的又一恶果。众所周知,袁世凯是靠在天津小站练兵起家的,又靠出卖维新派和帝党及镇压义和团运动发迹的。在“新政”期间,于1902年清政府又令袁世凯训练京旗陆军,到1906年末,北洋六镇的军队都抓在了他的手中。因此,在清末,袁世凯声名显赫,并可以左右朝政。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崛起是这次新政的一大毒瘤。
第三,清末新政时,某些经济政策的公布,客观上也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对此已有多论,此不赘述。
第四,清末新政时,练新军、办警政,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因为在清末,清朝旧式军队早已失去战斗力,而所编练的新军,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再加上各地办起的警察,加强了对人民反抗斗争的侦缉和镇压,这也是清末新政的一个恶果。
尽管清末新政有上述种种消极作用,但我们把它提到当时的历史范围内来考察时,不难发现,它却为历史提供了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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