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学术流派与文化观的不同，就注定了张、梁之间的交谊与合作必然是短暂的昙花 一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梁交谊日益疏淡。《时务报》发生的梁启超与汪康年之争 ，张之洞站在汪康年一边；梁鼎芬对《时务报》的频频干涉，也一直得到张之洞的支持 。继而梁启超离沪赴湘主讲时务学堂，*上除宣传民权外，“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 失政，盛倡革命”；学术上“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1 ](专集之三十四《清代学术概论》P62)。湖南一些守旧士绅对此大为不满，一面上书总 督张之洞，一面大肆攻击维新派，宣称“梁卓如来湘，苟务申其师说，则将祸我湘人， ……公羊之学，以之治经，尚多流弊，以之比附时事，更启人悖逆之萌”[15](卷6《叶 吏部与石醉六书》)。他们甚至请求清政府诛杀康、梁。梁启超说：“时吾侪方醉心民 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哗， 群起掎之。新旧之讧，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御史某刺录札记全稿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 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5](P84)他说的“一二老宿 ”是指王先谦、叶德辉。荻葆贤说：“于时王先谦、叶德辉辈，乃以课本为叛逆之据， 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请于南皮。赖陈右铭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 ，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5](P88)梁启超虽因巡抚陈 宝箴的暗助而未被祸，张也未加深究，但其“别康梁”之念头已经萌生。因此，当维新 运动继续发展，帝、后党争逐渐走向激化之时，张之洞撰写了《劝学篇》，以示同康梁 划清界线。张之洞的幕僚刘禺生说：“张之洞本新派，惧事不成有累于已，乃故创学说 ，以别于康、梁。”[2](P126)辜鸿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文襄之作《劝学篇》， 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16](上P419)其实，早在梁、张见面交 谈时，梁、张之间的“论学不合”已初露端倪。张之洞的幕僚罗振玉说：“及梁氏(启 超)赴湘，文襄邀与谈竟日夜，始知其所主张必滋弊，乃为劝学篇以挽之，然己无及矣 。”[6](第4册P249)可见，张之洞作《劝学篇》是与康梁断交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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