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张、梁的分歧论争很大程度上源于学术流派和文化观的不同。张之洞崇尚古文 经，为学兼师汉宋，“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13](第12册P 10631)。康梁学派则崇奉今文经，演绎公羊学，讲孔子的“微言大义”。张对康梁学派 的主张早有不同看法，他不同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曾多次劝说康有为“勿言此学” ；他也称民权说为“奇怪议论”，曾表示“学术不敢苟同”。康梁则坚持自己的学术见 解，梁启超曾致书汪康年兄弟说：“弟之学派，不为人言所动者，已将十年”，而且“ 自信吾学必行。”[5](P59)梁启超排斥古文经，不赞成考据学，认为“此考据家旧习， 吾党正排斥不遗余力，必不宜复蹈之”[5](P81)。他曾讥讽张之洞的幕僚缪荃孙“抱此 敝帚(指考据学)以自炫”。1897年春，崇奉古文经学的章炳麟一度在《时务报》任编撰 ，因学术上与梁启超、麦孟华门庭各异、常相抵忤。章说：“春时在上海，梁卓如等倡 言孔教，余甚非之”，“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5](P81-82 )正因为如此，次年春，张之洞特邀古文经学家章炳麟入幕，到武昌主持《正学报》， 原因是“之洞以其尚左氏而抑公羊，故聘主笔政”[2](P126)，来同康梁的今文经学相 抗衡。可见，双方早已互存学术门户之见。 

就文化观而言，张之洞与梁启超都在探索如何规范中西文化之路，但观点各不相同。 张之洞合汉宋中西，以求体用兼备之学，认为“六经皆圣人经世之书，西国富强之术， 不能出其范围”，坚守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文化观，且这一观点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 同。梁启超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 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 ，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梁启超则试图突破“中体西用”论的束缚，去 构建一种融通中西的新文化模式，于是他“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 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1](专集之三十四《清代学术概论》P71)。梁还 说：“张香涛纠率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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