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早已取得了共识。
总之,此时的梁启超与张之洞,出自对变革社会的共同认知和志趣,已建立起相互倚 重、支持的合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三
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开展,张之洞与梁启超的矛盾论争也日益凸显。究其二人之矛盾 ,主要源于学术与政见的歧异,诱因是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抨击汉学家、倡民 权等文章,遭到了张的抵制干涉。梁启超说:“文襄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其时 鄙人之与文襄,殆如雇用者与资本家之关系。年少气盛,冲突愈积愈甚。”[6](第4册P 254)当时,《时务报》刊出了梁启超的《论科举》、《论学会》等文,猛烈抨击了汉学 家纪昀和倭仁,引起了张之洞及一些幕僚的不满。其幕僚顾印愚致书汪康年说,报中“ 有诋纪昀语,河间大怒,广雅亦不平,此无益而有损之文,以后请加检对也”(注:河 间指张之洞幕僚纪钜维,直隶河间人,纪昀同乡;广雅指张之洞。《汪康年师友书札》 (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284页。)。另一幕僚梁鼎芬则撰文辨驳,并嘱汪康年 要多加小心:“卓如诋纪甚,诋倭尤甚,仆有文辨之,本要刻板,再思中止,他日存集 可也。以后文字真要小心。”[3](第2册P1900)鼎芬为避免关系弄僵,并未刊刻该文。 但启超并未收敛,尔后又发表了《知耻学会叙》,揭示了官、士、商、兵、民等“无耻 ”的种种迹象:“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 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1](文集之二《知耻学会叙》P67)张之洞读后更 为不满,即致电陈宝箴、黄遵宪说:“梁卓如所作《知耻学会叙》,内有放巢流彘一语 ,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 禁绝矣。”并嘱他们“此册千万勿送”[13](第9册P7404)。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 中也说:“梁启超已到,其报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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