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2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开头大声疾呼：“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他分析比较了西方列强和中国在政教、学术、文化等方面的根本不同，“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倡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注：《严复集》，第29页。），他认为西方的先进与富强和中国的落后与危机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运会”，即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我们在承认这种规律之余，谋求救亡之道，奋起直追。严复抨击顽固派狂妄自大，盲目排外，认为图强之道在于向西方学习，“夫士生今日，不目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睹也。”（注：《严复集》，第3页。）他指出，“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于会计而已，又曰撞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既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皆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注：《严复集》，第1-5页。）从文中可以看出，严复正是基于对西洋文明的赞赏，开始了他宣传西学的道路。
1895年3月初，严复又在《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全面提出自己的维新理论和变法主张，“原强”即探求国家富强之道的意思。严复在该文中首先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称赞进化论使“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注：《严复集》，第16页。）；推崇斯宾塞“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治平之功”。（注：《严复集》，第16页。）严复认为国家的强盛有三个标准：“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注：《严复集》，第27页。）据此，严复提出中国富强的根本办法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