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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时期是雨季的集中暴发期,经常形成洪涝灾害。[3](p148～156,p103)这种水资源分布特点对汉中地区水利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可以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兴修一些水利设施,从而使其成为我国著名的水利灌溉区。嘉庆朝的汉中知府严如曾言:“汉川周遭三百余里,渠田仅居其半,大渠三道,中渠十数道,小渠百余道,岁收稻常五六百万石,旱涝无所忧,古之有事中原者,常倚此为根本,屯数十万众,不事外求粮,其制渠之善,东南弗过也。[4](p2770)另一方面,降水多集中在7月～10月,且又因地形复杂,地势较高,常成为气旋徘徊停滞的区域,往往形成暴雨或者连阴雨,造成洪涝灾害,水利设施因而毁坏无定,要经常给予维修。城固县五门堰,“灌田四万八千余亩,然每当霪雨,必浩发,堤辄尽去,岁用柘施治,漂流如故”[5](p13)。洋县溢水、二郎等十二堰灌田六千余亩,但是“夏秋山水暴涨,每有冲决之患”,必须“随时修理,推沙筑石,视水之消长以时启闭,方可无患”。[6](p111～112)因此,汉中府的水利主要是灌溉与防洪问题,水利组织也多是灌溉与防洪并重。
关于汉中水利史研究学界已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水利工程技术、时空分布、农田水利的兴衰等方面,其研究的重点在水利而非水利社会。例如,周魁一以山河堰为中心对水利工程技术的分析；耿占军、桑亚戈对水利时空分布特征的考察；彭雨新、张建民等围绕着山区开发与水利发展进行的研究。近年来,张建民的系列水利史论文曾提出水利经营中的官督民修、绅衿作用以及水利冲突等问题。但是,清代尤其是乾嘉以来,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明显逆转,森林植被大量被毁、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经济受到深刻影响。因此,结合自然环境变化、社会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变进行考察,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和很大的开拓空间。鉴于此,本文从社会生态史的视角,以汉中府的堰渠水利为考察中心,利用量化统计的分析方法,围绕着几个典型水案,论证在自然与社会环境变迁的背景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适与整合关系,揭示清代汉中地域社会的变迁过程,希冀有助于深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同时亦对生态环境史建设或有推动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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