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历史系建系之初，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为了帮助学生了解这一!司题，曾在一次讲话中把“治史”比作“画龙点睛”。他用这四个字来帮助学生了解治史必须具备多种学科训练的道理。他对学生这样说：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条“龙”，那么，这条“龙”是用多种颜色一一多种学科知识“画”成的。比如，“画骨架”要用经济学知识，“画肌肤”要用社会学或人类学知识，“画龙鳞”则要用“*学”知识。当这些都画完之后，“龙”似乎“画”成了，但一看，还是不行，还没有“点睛”，缺少生气，呆板得很。这时还需用一门学科即思想史的知识来给它“点睛”。有了“睛”，这条“龙”便就“活”了起来。这个比方给学生留下很深的印象。系里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有名的故事。教世界史的刘崇宏先生曾对学生说：“你们选世界史课．最好去选雷海宗先生的课。雷先生的世界史，哲学味浓，我讲不出来。”这番话，既显现刘先生本人的谦虚精神，更反映系里“讲历史要讲出哲学味”的根本要求。以上是对“多门学科”的解释。
在它上面的一层是“多重证据”(multiple—evidence)。既然史学家的知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史学成就的大小，那么．有了多门学科知识做“底”，史学家就更加有可能从更加广泛的知识领域中搜集证据，进一步形成所谓“多重证据”。我国研究古代史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典型例证。这种方法由王国维先生提出，陈寅恪先生加以论证、发展，这种种情况用不着我在这里介绍了。还要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先生一生的学术道路，基本上就是由“多种语言”、“多种档案”、“多门学科”、“多重证据”这样一步、一步登上高峰的。我认为，他们两位的道路，正好就是这种学风的具体体现。
常听人说：清华学风的特征是“古今贯通，中西交汇”。这话不错。但要看到，“通”和“汇”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前面说的四个“多”。如果没有这四个“多”，怎么说得上“通”和“汇”呢?而“通”与“汇”二者本身也不是目的，它们服务于一个“中心”。这“中心”可用陈寅恪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来表述：“不忘本民族在世界文化史上之地位。”把以上所说合起来就是：“四多”保“通汇”，“通汇”保“中心”，中心集中体现学风的价值体系。反过来说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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