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看，就文化论文化，特别是着眼于在各种文化对比中更好、更清楚地认识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优点，我认为，有必要把上述四个“multi”，发展为第五个，即增加一个“multi—culturalism”(多元文化论)。谁都知道，对“文化多元论”这个词，学术界历来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人类文化的“多元”现象，是一种客观事实，被称为“作为事实的多元论”，或“描述性的多元论”；另一种则认为“多元”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被称为“意识形态的多元论”或“规范性多元论”。英国学者莱斯利．纽比金、阿利斯特．麦格拉斯和美国学者大卫．特雷西(David Tracy)等人对此都有所论述，这里无法一一介绍。我完全是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只有充分承认“多元”，我们才有可能更多或更好地吸取各种文化之长，使之为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服务。何况，也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才能与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相配。特别是，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还有一个特殊原因，那就

是“多元文化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反对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后盾的“文化一元论”，而文化一元论正是自19世纪以来遍布中国的“欧洲中心论”的文化思想的支柱。所以，对我们这些曾经长期经历过半殖民地统治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对任何一种有助于动摇“欧洲中心论”和它的文化、理论支柱的思想或学说，都应该加以重视，注意吸取其中有益的成分，为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服务，这是对我们重新认识那个作为今天中国现状的总根源的19世纪至20世纪的中国，显然大有裨益。在这一方面，我在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百周年的文章《认识“世界史”中的西方话语霸权，坚持文化思想上的民族主体性》（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20世纪中国史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9页。）一文中对清华历史系的学风以及如何坚持文化思想上的民族主体性问题，谈了一些看法，读者可参阅。我的基本态度是：做学问一定要有“师承”，而且不能不讲“师承”，但却绝对不能讲“门户”，讲“门户”本身就是没有师承，特别是没有清华师承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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