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当时中国人自撰的有关文章，不难发现其中的不足与失误。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上述作者未能像同时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那样，认识到当时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自求解放的时代，而“黄祸”论幽灵的再现，乃是帝国主义为转移各自国内人民的斗争目标，协调列强之间的矛盾，加紧征服和瓜分中国而捏造出来的“恶魔”。

　　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们对某些国家持有幻想。他们在揭露叫嚷“黄祸”论者，分析其用心，批驳其“伪言”时，也只把矛头集中于俄国，对德国、法国已很少提及，于英、美两国更完全予以回避，甚至说“英美二国之不以黄祸之说为然”，这显然不合事实。同样，在反守为攻，批判“白祸”的时候，多是统言“白人”、“白种”，具体谈到国家名字时，也只限于俄、法，对德国也是轻描淡写，而对英美的自我美化不仅未加揭穿，反而吹捧说“英美之于亚洲，如此措施，华人亦断无仇视之心，尚何有侵犯之念耶？且英美之于其属境（指其殖民地），所在许人自由，故土人莫不感服”。[19]对此恐怕不能过高估计当时作者们的智慧，以为这是在使用策略，分化列强而尽量少树敌。而是他们对英美的“文明发达”怀有敬畏，抱有幻想，所以上述十几篇文章都没有使用当时已为中国革命人士所熟悉的“帝国主义”一语。

　　其次，同样是由于没有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点，再加上夹杂着以人种划线的消极影响，使得他们对日俄战争的理解，对中日关系及中国前途的认识，均体现出种种偏差失误。比如他们说“日本之胜”，“此中实有一大可喜之事在”，因为“自亚欧人相遇以来，欧人无不胜，亚人无不败，黄不如白之言遂深入人心，而牢不可破”，认为日本战胜俄国打破了这种“天实为之”的宿命论，[28]故以为“日胜俄败，正天下太平之福”。[29]这些言论表明，当时中国思想界确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得力于日本甚大”。[20]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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