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有的甚至讥笑“自鸣为先识忧国之俦者”(似指当时的革命派人士),说他们“怒气交愤,外强中干,叫号跳踉,如飘风疾雨之不可终日,于是曾靡所裨益,徒使彼主张黄祸者,愈得执为口实”。[25]好象受害者根据事理详加批驳会使“黄祸”论火上加油,反之只有多多含垢忍辱才能使“黄祸”论平息,但这恐怕又是一厢情愿。
鲁迅先生当时曾批评在“黄祸”论面前中国人的三种表现,前两者分别是“自屈于强暴久,因渐成奴子之性,忘本来而崇侵略”,“人云亦云,不恃自见”。后者则是极少数的梦中狂人,“援德皇威廉二世黄祸之说以自豪,厉声而嗥”。[32]上述文章的作者们当然不是第三种人,但不难发现他们也受到了前两种人的一些影响。
清末民初对“黄祸”论作坚定、科学、全面回应的人,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笔者已撰有《孙中山先生怎样对待黄祸论》一文,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此处不再赘述。
(文章来源:《孝感学院学报》2001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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