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虽然未像英报文章那样吹嘘日本“人种进化之速率”，战争中“用兵之神妙，应敌之有方”，但对日本确实敬佩有加，故极力恭维大隈重信论“黄祸”的文章“用意之深远，措辞之巧妙，可以推广于无穷”，“真大*家之绪论也”。甚至说“今日本之攻俄，固已无负保全中国土地之义务矣”。[30]由于他们对日本不乏“感激”之情，所以对日本报刊上侮辱中国人，甚至诬指中国为祸的种种谬论，都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忍让态度，对日本侵略干涉中国的行动也未加谴责。
再次是由于当时中国人正围绕着救国是需要“革命”还是需要“立宪”展开争论，恰恰《清议报》、《外交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等在内政问题上都持温和的改良立场，故论及中国的前途或世界和平的希望时，都不忘大谈“立宪”的优越。如认为日本战胜俄国，说明“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种，而由于制。黄种而行立宪，未有不昌；白种而行专制，未有不亡”[28]。故中国只要“开国会以通舆论”，“改专制为立宪”，就能“纠内力以当外侮”。[31]甚至以为在立宪之国，国家有危难时“国民必思自救之法”，而政府“欲博开疆拓土之荣”时，“则必有人阻之”。如此一来，“中国既兴，则瓜分之说息，而天下之兵可以不用矣”；“俄国宪政若成”，其国民必能阻止政府对外扩张。总之，“天下之祸，莫祸于战”，而“立宪”可以强国，可以“弭战”，[29]岂不是最好的办法和道路？这显然只是悬想甚至欺人之谈。因为中国通过立宪能否强大，俄国通过立宪能否变得不好侵略，皆属未知数，再说美、法早是“民主立宪”国，英、日是“君言立宪”国，不是正在世界各处为祸？
此外，上述文章对“黄祸”论的其他“理据”，诸如中国人口众多，会向各处移民扩张；中国工人会夺去白种工人的饭碗，中国工业化会使欧美的工业产品失去市场；中国人习惯于“排外”，“不开放”，“难以和他人共处”；尤其是对于丑化中国历史，贬低中华民族文化的种种谰言，或因了解不多，或因自己“底气”不足，都没有予以批驳。
然而上述作者却自以为高明，认为他们对“黄祸”论的回应已经足够，分寸更拿捏得当，因此劝告别人“毋徒辩黄祸之无征，为他人窃笑，以自速其亡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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