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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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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19: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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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尽，而天下亡矣。夫礼俗政教固皆自学出者也，必学亡而后礼俗政教乃与俱亡”［6］。而国学倡导者的传统天下意识与近代世界眼光交相作用，他们说：“试观波尔尼国文湮灭，而洼肖为墟；婆罗门旧典式微，而恒都他属。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前辙非遥，彰彰可睹，且非惟强国为然也。”［7］“是故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此吾国所以屡亡于外族而数次光复，印度、埃及一亡于英而永以不振者，一仅亡其国，一则并其学而亡之也。”［8］神州正朔所在，文化托命之身，既标明天下重于国家的*见解，又道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涵义。所以当时人屡有“国可亡，天下不可亡”之语。中国数千年历经分合治乱而一脉相传，“天下”的作用不可谓不大。这种与世界观念相协调的天下意识，成为近代民族竞存的重要支柱。
除沿用古训，近代知识人又注入新的语义。１９世纪初以来，对中国士人心中的“天下”冲击最大者莫过于泰西思想学术。其势头到２０世纪初出现三种新趋向：其一，清政府已公开表态取法欧美；其二，一些列强开始在其势力范围内推行非中国化教育；其三，中国的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士子中，欧化倾向日益泛滥。这大大激发了一些人的天下意识。有的从学术与土地人种、风俗政教的关系立论，指出：“无学不可以国也，用他人之学以为己学，亦不可以国也”，对于吾国人士慕泰西学术之美，“乃相与联袂以欢迎之，思欲移植其学于中国，而奉之以为国学”的状况表示不满，既反对“奴隶于吾往日同洲外族之学”，也反对“奴隶于今日异洲外族之学”［9］。尽管国学倡行者的态度倾向不一，欧化风行无疑是激生其强烈反应的社会根源。
对文化入侵的反应不止一途，兴国学以抗西学欧化，还有学术因素的直接刺激。在欧洲，汉学研究已有几个世纪的积累，从１９世纪起，进入学院化发展阶段，法、英、荷兰等国相继设立了专门的汉学讲座、汉学系或研究院。德国则于１８８７年在柏林大学设立东方语言研究所，１９１２年正式设立汉学讲座［10］。不过，由于中国学者缺乏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能力和条件，除传教士带来的偶然信息外，欧洲汉学研究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明显。直接起刺激作用的，是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起日益为举世关注的中国西北考古活动（欧洲视为中亚远东考古的一部分）。这个由拿破仑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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