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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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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19: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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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埃及带动起来的世界性考古大发现时代，在持续了一个世纪后重心逐渐移向中亚远东。３０年间，俄国的克莱门兹、科兹洛夫、奥登堡、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格鲁威德尔、勒柯克、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美国的华尔讷、安得思等众多人士，均多次来华进行考古发掘，促使国际东方学会成立了国际中亚远东探险协会。所发现包括敦煌文书、西域简牍在内的一大批文献器物和遗址，令世界惊叹，同时也震动了国人［11］。后者了解到，欧洲学者把印度学与中国学视为２０世纪影响全球学界的两大古学［12］。上述信息，成为国学倡行者反复引证的事实，以固有文化的国际价值反衬其本土的危境。２０年代后国学研究兴盛，显然也与欧洲因一战惨烈而转向东方文化寻求寄托有关。
国学一词的近代意义，转借自日本。据小学馆《日本国语大辞典》，国学本为江户时代兴起的一门学问，主要是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文献学式的研究，以探明其固有文化，又称和学、皇学或古学。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号称国学四大家。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欧化政策，导致社会出现主张彻底洋化的偏激倾向。１８８８年，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成立政教社，鼓吹国粹思潮，以求扭转偏向。世纪交替，恰值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在日本两军对垒之际，这无疑会引起大批东渡求学或游历的中国官绅士子的关注［13］。同时，日本的中国学在继承传统汉学成就的基础上，学习引进欧洲近代学术的观念方法，取得长足发展，形成“支那学”与东洋学两大支，并得到欧洲汉学界的承认与重视。与对欧洲汉学的隔膜不同，中日两国学者间一直保持密切交往，尤其在汉学界，彼此声气牵动。据１８９３年赴日的黄庆澄记：“查东人最好古，往往有隋唐以前书中士已佚者，彼国犹珍存之。自西学盛行，此风一变，昔所存者，弃若弁髦。曩闽粤商人，间有购取以归，而获重利者。前星使黎莼斋观察莅任，竭力搜罗，刻《古佚丛书》一部。其时，署中杨君（守敬）亦嗜学好古，遍处采买，得古书甚伙。近我京都琉璃厂书贾，复叠次搜贩。于是，市中古书，为之一空。间有一二出售者，亦必昂其价值，视为奇货，而士大夫所藏者尤为珍秘云。”黄此行代孙诒让访求古书，有多部即因价昂未能购取［14］。这种情形到２０世纪初发生捩转，大批日本人来中国搜购古代文献，清末有人记载：“近岁新学甫有萌芽，旧学已渐陵替，有青黄不接之叹。日本藏书家岁至吾国京师及吴中都会，捆载旧本经史子集与金石书画之属，不惜重赀购归藏贮，以致国朝人诗文集凡在乾嘉以前稍稍有名，今无刻本，靡不昂贵，故收书甚为不易，施愚山诗文全集、鲒绮亭内外集均须三四十金，视十年前盖三倍矣。”［15］古器物亦然。据说“商界之竞以贩买中国古美术品为事，始于日俄战争告毕及日本入高丽之时，彼等之访觅骨董，能于陵墓之所藏，独具只眼，较诸本国之内地人情形更为熟悉，华美而兼贵重之唐宋两代陶器，多有自陵墓中发现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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