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保存会对后来的国学研究影响极大，或者说，它显示了近代国学研究共同路向的基调。从清末到民初，有章太炎开办于东京的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章氏弟子马裕藻等人发起的北京、杭州国学会，谢无量、廖平、刘师培、宋育仁等人执掌的成都国学馆（后改名国学学校、国学专门学校），罗振玉、王国维的《国学丛刊》（１９１１年北京、１９１４年日本），唐文治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吴仲、沈宗畸等人的《国学萃编》（１９０８年北京），陈尔锡、吕学沅等人的国学扶危社及《国学》杂志（１９１４年东京、北京），倪羲抱等人的国学昌明社与《国学杂志》（１９１５年上海），南社姚光等人的《国学丛选》。统治者方面，张之洞等亦主张保存国粹，倡设各省存古学堂及古学院，还有人奏请设立国学专门学堂［27］。这一时期的国学，从主张、章程、科目看，抱残守缺的一面更为凸显，但也吸收西学。东京国学讲习会宣称：“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28］王国维更直接反对言学者有新旧中西之争，“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指争论者为不学或不知学之徒。他认为：“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29］官方倡导，虽被斥为“挟其左右学界之力，欲阻吾民图新之先机，以是为束缚豪杰之具辞”［30］，而且张之洞确有重守成轻研究之意［31］，但以国学为专门，本身就是对西学影响的回应。一些青年如顾颉刚；显然为此吸引，决心编撰《国学志》。

２０—３０年代前期，是国学研究的鼎盛期。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使得国学研究成为时尚。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竞相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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